“大娘!”
“哎!”
“大娘!”
“哎!”
许大娘知道科班里吃得很苦,就常常抓机会拉一两个孩子上她铺子里吃一盘炒疙瘩。轮流请。华春社的学生几乎全吃过她的炒疙瘩。以后他们只要吃炒疙瘩,就会想起许大娘。吃的次数最多的是郭庆春。科班学生排队从许大娘铺子门前走过,大娘常常扬声叫庆春:“庆春哪,你放假回家的时候,到大娘这儿弯一下。”——“哎。”
许大娘有个女儿,叫招弟,比郭庆春小两岁。她很爱和庆春一块玩。许大娘家后面有一个很小的院子,院里有一棵马缨花,两盆茉莉,还有几盆草花。郭庆春吃完了炒疙瘩(许大娘在疙瘩里放了好些牛肉,加了半勺油),他们就在小院里玩。郭庆春陪她玩女孩子玩的抓子儿,跳房子;招弟也陪庆春玩男孩子玩的弹球。谁输了,就让赢家弹一下脑绷,或是拧一下耳朵,刮一下鼻子,或是亲一下。庆春赢了,招弟歪着脑袋等他来亲。庆春只是尖着嘴,在她脸上碰一下。
“亲都不会!饶你一下,重来!”
郭庆春看见招弟耳垂后面有一颗红痣(他头二年就看到了),就在那个地方使劲地亲了一下。招弟格格地笑个不停:
“痒痒!”
从此每次庆春赢了,就亲那儿。招弟也愿意让他亲这儿。每次都格格地笑,都说“痒痒”。
有一次许大娘看见郭庆春亲招弟,说:“哪有这样玩的!”许大娘心里一沉:孩子们自己不知道,他们一天一天大了哇!
渐渐的,他们也知道自己大了,就不再这么玩了。招弟爱瞧戏。她家离戏园子近,跟戏园子的人都很熟,她可以随时钻进去看一会儿。她看郭庆春的《恶虎村》,也看别人的戏,尤其爱看旦角戏。看得多了,她自己也能唱两段。郭庆春会拉一点胡琴。后两年吃完了炒疙瘩,就是庆春拉胡琴,招弟唱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、“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”……招弟嗓子很好。郭庆春松了琴弦,合上弓,常说:“你该唱戏去的,耽误了,可惜!”
人大了,懂事了。他们有时眼对眼看着,看半天,不说话。马缨花一阵一阵地散发着清香。
许大娘也有了点心事。她很喜欢庆春。她也知道,如果由她做主把招弟许给庆春,招弟是愿意的。可是,庆春日后能成气候么?唱戏这玩意,唱红了,荣华富贵;唱不红,流落街头。等二年再说吧!
残酷的现实把许大娘的这点淡淡的梦砸得粉碎:庆春在快毕业的那年倒了仓,倒得很苦,——一字不出!“子弟无音客无本”,郭庆春见过多少师哥,在科班里是好角儿,一旦倒了仓,倒不过来,拉洋车,卖落花生,卖大碗茶。他惊恐万状,一身一身地出汗。他天不亮就到窑台喊嗓子,他听见自己那一点点病猫一样的嘶哑的声音,心都凉了。夜里做梦,念了一整出《连环套》,“愚下保镖,路过马兰关口……”脆亮响堂,高兴得从床上跳起来。一醒来,仍然是一字不出。祖师爷把他的饭碗收去了,他该怎么办呢?许大娘也知道庆春倒仓没倒过来了。招弟也知道了。她们也反反复复想了许多。
郭庆春只有两条路可走:当底包龙套,或是改行。
郭庆春坐科学戏是在敌伪时期,到他该出科时已经是抗战胜利,国民党中央军来了。“想中央,盼中央,中央来了更遭殃。”物价飞涨,剧场不上座。很多人连赶两包(在两处剧场赶两个角色),也奔不出一天的嚼裹儿。有人唱了一天戏,开的份儿只够买两个茄子,一家几口,就只好吃这两个熬茄子。满街都是伤兵,开口就是“老子抗战八年”!动不动就举起双拐打人。没开戏,他们就坐满了戏园子。没法子,就只好唱一出极其寡淡无味的戏,把他们唱走。有一出戏,叫《老道游山》,就一个角色——老道,拿着云帚,游山。游到哪里,“真好景致也”,唱一段,接着再游。没有别的人物,也没有一点故事情节,要唱多长唱多长。这出戏本来是评剧唱,后来京剧也唱。唱得这些兵大爷不耐烦了:“他妈的,这叫什么戏!”一哄而去。等他们走了,再开正戏。
很多戏曲演员都改了行了。郭庆春的前几科的师哥,有的到保定、石家庄贩鸡蛋,有的在北海管租船,有的卖了糊盐,——盐炒煳了,北京还有极少数人家用它来刷牙,可是这能卖几个钱?……
有嗓子的都没了辙了,何况他这没嗓子的?他在科班虽然不是数一数二的好角儿,可是是能唱一出的。当底包龙套,他不甘心!再说,当底包龙套也吃不饱呀!郭庆春把心一横:干脆,改行!
春秋两季,拉菜车,从广渠门外拉到城里。夏天,卖西瓜。冬天,卖柿子。一车青菜,两千多斤。头几回拉,累得他要吐血。咬咬牙,也就挺过来了。卖西瓜,是他的老行当。西瓜摊还是摆在陕西巷口外。因为嗓子没音,他很少吆唤。但是人大了,有了经验,隔皮知瓤,挑来的瓜个个熟。西瓜片切得很薄,显得块儿大。木板上铺了蓝布,潲了水,显着这些瓜鲜亮水淋,咝咝地往外冒着凉气。卖柿子没有三天的“力笨”,人家咋卖咱咋卖。找个背风的旮旯儿,把柿子挨个儿排在地上,就着路灯的光,照得柿子一个一个黄澄澄的,饱满鼓立,精神好看,谁看了都想到围着火炉嚼着带着冰碴的凉柿子的那股舒服劲儿。卖柿子的怕回暖,尤其怕刮风。一刮风,冻柿子就流了汤了。风再把尘土涂在柿子皮上,又脏又黑,满完!因此,郭庆春就盼着一冬天都是那么干冷干冷的。
卖力气,做小买卖,不丢人!街坊邻居不笑话他。他的还在唱戏和已经改了行的师兄弟有时路过,还停下来跟他聊一会儿。有的师哥劝他别把功撂下,早上起来也到陶然亭喊两嗓子。说是有人倒仓好几年,后来又缓过来的。没准儿,有那一天,还能归到梨园行来。郭庆春听了师哥的话,间长不短的,耗耗腿,拉拉山膀,无非是解闷而已。
郭庆春没有再去看许大娘。他拉菜车、卖西瓜、卖柿子,不怕碰见别的熟人,可就怕碰见许大娘母女。听说,许大娘搬了家了,搬到哪里,他也没打听。北京城那样大,人一分开,就像树上落下两片叶子,风一吹,各自西东了。
北京城并不大。
一天晚上,干冷干冷的。郭庆春穿了件小棉袄,蹲在墙旮旯。地面上的冷气从裆下一直透进他的后脊梁。一辆三轮车蹬了过来,车上坐了一个女的。
“三轮,停停。”
女的揭开盖在腿上的毛毯,下了车。
“这柿子不错,给我包四个。”
她扔下一条手绢,郭庆春挑了四个大的,包上了。他抬起头来,把手绢往上递:是许招弟!穿了一件长毛绒大衣。
许招弟一看,是郭庆春。
“你……这样了!”
郭庆春把脑袋低了下去。
许招弟把柿子钱丢在地下,坐上车,走了。
转过年来,夏天,郭庆春在陕西巷口卖西瓜,正吆唤着(他嗓子有了一点音了),巷里走出一个人来:
“卖西瓜的,递两个瓜来。——要好的。”
“没错!”
郭庆春挑了两个大黑皮瓜,对旁边的纸烟阁子的掌柜说:“劳您驾,给照看一下瓜摊。”——“你走吧。”郭庆春跟着要瓜的那人走,到了一家,这家正办喜事。堂屋正面挂着大红双喜幔帐,屋里屋外一股炮仗硝烟气味。两边摆着两桌酒。已经行过礼,客人入席了。郭庆春一看,新娘子是许招弟!她烫了发,抹了胭脂口红,耳朵下垂着水钻坠子。郭庆春把两个瓜放在旁边的小方桌上,拔腿就跑。听到后面有人喊:
“卖西瓜的,给你瓜钱!”
这是一个张恨水式的故事,一点小市民的悲欢离合。这样的故事在北京城每天都有。
北京解放了。
解放,使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。许多故事产生了一个原来意想不到的结尾。
郭庆春万万没有想到,他会和一个老干部,一个科长结了婚,并且在结婚以后变成现在的郭导演。
北京解放以后,物价稳定,没有伤兵,剧场上座很好。很多改了行的演员又纷纷搭班唱戏了。他到他曾经唱过多次戏的剧场去听过几次蹭戏,紧锣密鼓,使他兴奋激动,筋肉伸张。随着锣经,他直替台上的同行使劲。
一个外地剧经到北京来约人。那个贩卖鸡蛋的师哥来找郭庆春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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